我觉得我对团队有责任，若我知道「可能有所帮助的事」，就有义务告诉他们...
你是否跟我一样，认为作为领袖的责任就是要「教导」和「提醒」？
我曾被生命中的权柄教导和提醒过—父母、教师、生命导师和督导。
我的教会也教导我要教导真理，并且遇到错误时要指正。
作为一个为他人负责的领袖，如何能不教导或不提醒？
我第一个重要的领导角色始于我在日本服事的机构，当时任命我担任教会倍增部主任。
那年我二十八岁，带着跃跃欲试的心情去了。我们有七个美国家庭肩负殖堂的任务，由我负责监督。罹患「自以为无所不知」病使我的沟通风格偏重于指教，我经常以想法、建议、暗示、说教、训诲，甚至是代祷事项的形式来提供指教。
当我给其他家庭关于事奉的策略时，很快就发现我的建议和帮助并不受到欢迎或欣赏。他们像我一样有自己的看法。
在最初几年裡，我有多次被他们拉到一旁，私下说我「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意见」、「不顾他人感受」，还有「不听别人讲」。他们告诉我：「我们也有想法啊！」
但当时的我认为，作为监督，我对我的团队有责任。
如果我知道某个可能有所帮助的事，就有义务告诉他们；我以为什么都不说，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得知我努力想帮忙却被看作自大或专制，我感到十分困惑。更让我沮丧的是，就算得知实情之后，我也拿不出其他沟通工具来帮助我们的团队达成目标，我会的领导技巧就这么一招而已。
后来发生了几件事，改变了我对于领导他人的想法。
一、相信圣灵的工作
在我攻读硕士学位时，我选了魏格纳(C. Peter Wagner)的一门与教会增长有关的课。
有一天魏格纳博士对全班说起1980年代整个中非的非洲人独立教会巨幅增长，并用图表说明那段时期教会出席人数骤增的情形。当时举世最大的教会，有一些就在中非，而且是由非洲人领袖带领的，不是外国宗派之下的教会，那些教会都是本土教会。
教室后排有人举手，站起来，口气激动地说：「但是，魏格纳博士，这些教会裡面有些根本是异端！那些非洲牧师裡面，有的很腐败又很独裁。他们的神学裡混杂了泛灵论，这些独立教会之中最大的一间，甚至不相信耶稣的神性。你怎能举它们作教会增长的例子？」
魏格纳博士微笑地听着，摸了摸他白色的山羊鬍子轻声一笑，然后解释说：「耶稣的神性是直到主后325年的尼西亚会议才达成共识的，然后又过了 75年，他们才能描述叁一神论，并且直到主后393年的希坡会议，才把我们现在的圣经正典确定下来。」
「所以，」他总结说：「如果我们可以给圣灵几百年时间，让早期教会领袖们把这些事情搞定，我想，我们也可以给祂个几十年来解决我们非洲弟兄姊妹的任何问题吧。」
哇！我太震惊了！简直怒髮衝冠！心想，这是我听过最不负责任的表述了。
说到底，确保正确地教导圣经和应用圣经，不正是传道人的工作吗？
我们有圣经，圣经是我们信心与行动的最高权威，若有信徒所信所行明显不合乎圣经，难道我们不应该指出他们的错误吗？
我对圣经的尊崇虽然没有错，但是我对圣灵的了解和倚赖却很薄弱。
我也觉得羞愧。老实说，我不得不承认，我不相信单凭圣灵就能纠正非洲教会的任何问题。
我错误地认为上帝需要我或其他基督徒的帮忙，这肯定是事奉者的骄傲心态。
然而，魏格纳博士却相信上帝想要做的，圣灵都能做到，不需要他的协助，更不需要神学院学生或美国教会的协助。
二、给建议的代价
让我心态改变的另一堂课，发生在我们全家搬到印尼之后。
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我在那裡跟当地的基督教机构配搭，服事印尼偏远地区的穆斯林族群。你可以想像，那些地区的激进人士一点都不乐见关于信仰耶稣的思想在当地自由流通，因此，只要被他们视为与伊斯兰优势地位竞争的，不论什么事，一概阻止。
我居住印尼的那几年，常有激进人士在峇里岛和雅加达引爆炸弹，攻击基督教教会，外国人也经常受到威胁。
我在这背景下跟当地的年轻信徒配搭，他们渴望帮助人脱离赤贫，教导儿童官方语言，同时把弥赛亚耶稣的好消息分享给同胞。这些印尼的基督徒以十八到二十一岁居多，最高学歷是高中，此外就是受过叁个月的圣经训练而已。
他们渴望从我这裡学东西，也採纳我的想法，而且希望我提供更多。更棒的是，我发现他们会照我给他们的建议去做，我心想：「终于有人愿意听我的了！」我觉得被肯定，觉得自己很重要、受到赏识。
我发现，在人人皆平等的美国、澳洲或欧洲的年轻人，会听听我的建议，然后分辨哪些可以採用，哪些不必。
但是，印尼是一个阶级分明的社会，地位低的人要听从身分地位较高的人。因此，儘管我告诉他们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做，但我的印尼朋友们仍然老老实实地照我的建议行动。
他们相信完全照老师的吩咐去做才是好学徒，不然就是对老师不敬。
有一天我在反思这情况时突然领悟到，我的建议可能使这些年轻人遭杀害、毒打或被逐出他们所服事的村子。
给建议这件事突然有了高昂的代价。我是谁？怎能为这些人做出攸关生死的决定？
我不该站在做决策的位置。
每一个人和团队都需要聆听圣灵告诉他接下来该怎么进行。
如果圣灵引导他们去某个地方或做某件事，结果是面临逼迫，那是神的旨意，祂必引领他们度过。
要紧的是，他们要听从神，而不是听我的建议。
怎么办呢？
我开始把我的角色从「给建议者」转变为「教练」，
倾听对方说话、提出问题以加深对方的思考、让对方自己找出解决办法，并在整个过程中让对方感到赋能，进而自己负起责任採取行动。
对我而言这是个艰辛的过程，我并非天生擅长这些，但这过程使我与他人的互动大大改变。
虽然现在我还是会有想法和建议浮现脑中，但我已学会如何控制住告诉别人该做什么的衝动，如今我能够用问题来引出他们的想法和意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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