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病的司法人也是罪人，百姓何以为赖呢；惟公义与慈爱的神，才是人们唯一的依靠。

不公的源头

「耶和华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民数记14:18)

上世纪，青年导师胡适向国人推荐一本传记，《丹诺自传》(“The Story of My Life” by Clarence Darrow)，书中说到丹诺一生奋斗、法律观点、仗义直言、勇者形象，深深感动我们那一代年轻人。再加上一代巨星葛雷哥莱·毕克演活了以哈波·李伟大着作《梅岗城故事》改编的同名电影裡之律师杰姆·芬奇，造成全台有为青年当如是、一阵师习法律风潮；后来也真的催生了3位法律出身的总统，和诸多民主前卫律师们。

一甲子过去，江山已改，回头细数风云英雄、并观以当今司法人物的言行或法律见解，徒使人久久难以释怀：到底法为何物?直叫人生死难许。尤其最近第四台正播出电视连续剧《开封府》(黄维德饰演包公)，遥想在「纯真年代」(Age of innocence)，对于正直公义的渴望与无畏，已然在这个世代渐渐腿色，令人唏嘘不已。

前些日，有人称「好好先生」的法官因在养成过程中的「创伤后压力症」(PTSD)，竟然以跳楼自杀结束本该辉煌的一生，让人看出当代司法教育与法曹养成制度的缺失，更证实恐龙法官其来有自－－这些学霸大脑秀逗了。

其实，早在本世纪初，全世界的犯罪心理学、社会学、脑科学家们，都已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莫不投入研究并提出解方。他们试问：为什么法官总是轻判重罪、不顾苦主及受害家属或社会公义的唿求，仍坚持轻纵罪犯，而成新型的社会难题。

传统研究认为道德判决是出于理智和客观认知。后来，逐渐有心理学家以为：情绪亦扮演重要角色。2001年，普林斯顿大学的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e)首先以核磁共振脑造影术证明：控制情绪的大脑区域，如后扣带迴、两侧角迴，在强烈道德感者之活性较高，而与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有关的右中额迴、两侧顶叶，则活性较低。也就是：道德判决受情绪影响甚鉅－－印证一个笑话：同一个案子，早上法官精神饱满、心情好，和傍晚同一法官精神疲惫、心情差，判决结果有如天堂与地狱。

2012年，日本放射科学研究所的山田·真纪子(Makiko Yamada)更进一步指出，法官面对谋杀重犯时，他的楔前叶(倾向自我主观视角)、背内前额皮质(有关心智化、同情谋杀犯当庭受审的落魄)、颞顶交接区(参与心智迴路、同理谋杀犯的企图)、前扣带迴(可降低对犯人的负面看法)、尾状核(认为减轻犯人处罚是一种慈悲心)、右中岛脑(视贫富差距、打破常规为理所当然)之活性增加。于是，法官以减缓重犯刑量为高尚行为，并为之提出各种光怪陆离的理由－－自成恐龙法官而不自知。

法官是人，不是神，在后现代主义的世代裡，脑科学认定：很多司法人的大脑生病了。《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生病的司法人也是罪人，百姓何以为赖呢；惟公义与慈爱的神，才是人们唯一的依靠。

「神经神学」指证：「主啊，我愿祢来！」(《圣经》最后一句话)是渴慕公义者唯一盼望。

(文章授权/潘荣隆)

潘荣隆

国立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荣誉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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