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与他同一教会聚会，我可能永远不知道蒋教授也是一位虔诚基督徒...因此，我一直认为他许多经济学理论的底蕴，应与他的信仰有关。

「这人夜裡来见耶稣。」约翰福音3:2

「宫廷牧师」周联华，曾表示：「蒋介石是一个神秘的基督徒，不大和外界接触，但其实非常虔诚。」那么，另一位蒋先生，更是甚少人知之「神秘的基督徒」－蒋硕杰教授。

我才学疏浅，找不到有关蒋硕杰是基督徒的纪录。若不是与他在绮色佳(Ithaca)同一教会聚会(First Congregational Church of Ithaca)，我可能永远不知道蒋教授也是一位虔诚基督徒呢。因此，我一直认为蒋教授许多经济学理论的底蕴，应与他的信仰有关。

众所周知，蒋经国总统(蒋介石之子)、孙运璇行政院长、李国鼎资政，叁人奠立了中国自盛唐以来最富饶的经济奇蹟。这种局面，归因于他们敬虔的基督信仰、清净正直生命、在经济学观点上胸宽境远，採取以民生为念的自由主义态度。

他们的经济学概念，来自另一位基督徒，一生清廉甘穷的经济政策掌舵尹仲容。尹初始是凯因斯学派(John Keynes)的财经官员，认为政府应该扮演更积极的干预角色。

蒋硕杰塬是伦敦政经学院自由主义学派伏利德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高徒，蒋在学时就大胆撰文批判、并指出剑桥大学名经济教授亚瑟·皮古(Arthur Pigou)的错误，皮古展现大师风範、公开认错致歉，使蒋声名大噪、轰动国际经济学界。后由人引介蒋会见尹仲容，可惜，二人经济理念欠合、不欢而散。

但蒋依旧谦谦君子，留下一本自由经济学者詹姆士米德(James Meade，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着作致赠尹。尹毕竟是基督信仰者，大方接受，回家花了两星期一览该书，惊为天人，立刻要求所有属下阅读，并丕改态度，採纳蒋的自由政策经济学理念。于焉，改变了台湾经济命运与前途。

在这期间，蒋也在报纸刊登一系列经济建言，时任编辑总主笔的台大经济学教授王作荣深不以为然，箸文反驳，强调政府作为的计划经济。于是，展开一场在台湾转型期的经济学大辩论(后称「王蒋之争」)，推波了民主转型的经济动力。蒋以民生为念，述说唯有自由经济、市场机制，而非政府干涉，才可以避免奸商与贪官的「五鬼搬运」、「金蝉脱壳」，使广大百姓默默受损，造成贫富不均与社会不公。他这样的公义与博爱，岂不就是基督教的核心精神？

每当读到这段台湾经济发展史，我心中都会浮现出钻石的化学结构，尹、孙、李构成平面叁角形，顶端为蒋经国做为领导者，而隐藏在这个叁角锥中央联繫者，就是蒋硕杰。这亮丽坚实的钻石结构，形塑中国歷史上一齣最辉煌的格局－台湾经济奇蹟。他们成就经济史上至为珍贵的资产(Legacy)。

蒋的理论不只改变台湾，也影响韩国继之成为亚洲四小龙，更是亚非拉第叁世界经济转型的典範。蒋硕杰是首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1982年)的华人，虽未获奖也创下歷史－那年，在康乃尔大学的教会，和他一起主日崇拜，我的心是何等澎派。

蒋硕杰弟兄，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神秘的基督徒。

(文章授权/潘荣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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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荣隆

国立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荣誉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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