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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shutterstock)

纵使瘟疫围绕,也不会被困住;纵或暂处逆境,主的灵在哪裡,哪裡就得以自由。面对瘟疫的无情残伤与生命的剥夺,隔离不只是消极的避祸,人们还是可以自由的创作,像牛顿、莎士比亚、达文西、薄伽丘等一样。瘟疫中,是开拓新世局的开始—「先蹲后跳」(Hunker down)。

纵使瘟疫围绕,我也不会被困住;因为,「主的灵在哪裡,哪裡就得以自由。」(哥林多后书3:17)

 

瘟疫自有其文化涵义,它的兴起貌似天灾,其实大部分是人祸,来自于人类的无知。

 

它的规避有二:「规避理性Escape from Reason」—在「造物主」前的自省认罪悔改、以及「理性规避」(Escape by Reason) —利用理性的科学、专业(其实也是从神而来)、人类经验(神在瘟疫史上的恩典与超前部署),来面对瘟疫的无情残伤与生命的剥夺。而对于无辜的百姓,第一反应就应该是现场隔离。

 

隔离政策,自古以来就是老祖宗的经验,在《圣经》早有明示、在人类歷史上多有纪载。隔离不只是消极的避祸,更是开拓新世局的开始—「先蹲后跳」(Hunker down)。

 

1348年,欧洲发生一场残酷的瘟疫,单在义大利弗罗伦斯就死了十多万人。大文豪乔凡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避难郊外,写下《十日谈》,为写实主义开启先河,对后来西方文学影响甚鉅。他也成为「文艺復兴」前驱,身列「文坛叁杰」之一。

 

1484年,欧洲再度爆发鼠疫,义大利米兰地区死亡人数超过叁分之一人口。伟大的天才李奥纳多·达文西(Leonardo da Vinci) 目睹了骯脏、拥挤的米兰城被瘟疫蹂躏的凄惨,悲中兴起改善都市心志,期让这个城市恢復康健,再度伟大。他的设计构想,成为后世都市规画之先猷。

 

1593到1606年间,英国伦敦断续发生多起瘟疫,为因应疫情,剧院经常休演弥月,旷世的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被迫避难歇息,但他不甘心,转而闭门创作,写下了《李尔王》、《马克白》、与《安东尼与克丽奥佩翠雅》等剧作,为英国文学立下不朽殿基。

 

1665年,伦敦瘟疫蔓延到剑桥郡。剑桥大学叁一学院随之关闭。教职员生被遣,居民纷纷避走郊区。年轻学生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只得返乡伍尔索普庄园(Woolsthorpe Manor)。

 

在闭关年间,他潜心探索科学,18个月间,创立二项式定理、发明微积分、创作反射式望远镜、发现日光的七色光谱,确立了牛顿第一、第二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一举奠定了经典物理学的基础。1666年遂成为歷史上物理学的「奇蹟年」(Year of Wonders)。

 

「那些日子是我发明的巅峰时期,我对数学与哲学深度的关注力,空前绝后。」-牛顿为这段辉煌时日,谱下一个中肯的结论。

 

身为生命科学工作者,我惊摄于生物间酷残的竞争,但人何其有幸,面对逆境,勿须作基因(DNA)突变的演化,就能将生命昇华,迈入新境界,这是人类异于禽兽之处,如是每每让我掩卷沉思久久—我相信,人类是伟大造物主杰出的创造;

 

在人类生命裡,有创造主的灵同在,纵或暂处逆境,主的灵在哪裡,哪裡就得以自由:在瘟疫中,人们还是可以自由的创作,像牛顿、莎士比亚、达文西、薄伽丘等一样。

 

瘟疫,是人类Hunker down的时候;在瘟疫中,主的灵依旧与人同在。

 

(文章授权/潘荣隆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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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荣隆

国立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荣誉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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