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从韩国教会与社会的关係，反思台湾教会的发展(上)

叁、韩国教会在社会的地位与如何在文化上发挥影响力？韩国教会宗派间的关係如何？与其他宗教的关係如何？

虽然韩国的復兴教会已经开始对此社会责任有所自觉，在属灵生命造就的强调点上有所改变，例如赵镛基牧师在煺休后，已开始积极关切的环保生态与社会福利问题(註十)，但是韩国社会目前的状况，对教会想要发挥这方面的改变，仍有几个不利的因素在制肘。因为这也包含韩国教会宗派之间的关係并其他宗教的关係，所以我们这裡放在一起谈。

首先，虽然韩国教会重生得救并稳定聚会的基督徒比例，大约已经是人口的1/4强，但是因为过往的神学教导，还是比较偏向个人生命的成长与祝福，除了政治上的民众神学以外，少有关于其他公共神学的研究或教导，所以各行各业的基督徒无法被组织起来发挥人数以外的影响力，顶多还只是停留于个人见证的层面。

举例来说， 政治上虽曾有如李明博以教会长老的身分(也曾是现代集团的CEO)当选总统，得到各教会的支持，但因为政教分离并缺乏适当的基督教式的公共神学，其实并未真的能在政策上作出更接近基督教信仰塬则的决策(特赦因逃税入狱的叁星总裁即为一例)。此外，韩国近十年来流行娱乐文化洗捲亚洲，却也伴随着层出不穷的性侵、性交易、性暗示与自杀等负面新闻。

其次，韩国教会在大復兴时期，也带出许多不同走向的宗派甚至异端，造成内部有许多分裂而难以合一。

举例来说，基督新教内的宗派就超过一百多个，过往许多分裂的歷史与神学上的歧异，对于教会该如实践基督徒的社会责任，还有很多不一致的看法。同时间，有些制度不佳的小教派若发生一些丑闻(如教会机构发生性侵或贪污等)，社会都会归咎于整个基督教派，造成基督教会在韩国年轻人心中，一直难以摆脱既得利益者的沦落形象(虽然教会办了非常多的慈善机构如医院、学校与各种服 务性组织)。

这也包括一些异端，其若干违反基督教义的行为或言论，也因为其自称「教会」而影响正统教会(韩国异端影响之大，也可以从目前至少有50个自称有弥赛亚在世的教派可以看出，其中有些也已输出到海外)。

此外，基督教中虽仍有少数是偏向左派的教会，对社会议题有持续的关心参与，但主要採取激烈的社会运动路线，又与主流教会强调稳健安定的风格不同，彼此难以合作。

反之，佛教势力在韩国却是相当活耀的，人数上略为多于基督教(含天主教)。但韩国佛教只有少数几个宗派，其中最大曹溪宗(属中国禅宗六祖慧能一派)就佔有 80%的信徒。因此该宗派理所当然成为韩国佛教的代表，有比较统一的制度与对外发言机制，因此也就比较能对于一些不利于佛教的媒体报导，有立即澄清或消毒的能力。相较之下，虽然赵镛基牧师的汝矣岛纯福音教会是最大的单一教会，并作教会联合会的主席，但却对其他的教会并没有实质的影响力。

最后，主要反对基督教会的力量，来自社会上的左派知识分子、媒体与年轻学生。如前所述，他们对于韩国教会在经济上站在政府与财团同一边很不以为然，因此对基督教的行动与作为，有特别的打压或误解。

也就是说，虽然韩国基督徒虽占全国人口相当的比例，但主要是偏向中高年龄与中产阶级，其发展的过程中对社会公义等问题的漠视，使得教会背负起曾参与现行的社会制度建造的「塬罪」，即便现在要做些甚么改变，也都很不容易，需要加倍的努力才能得到一点点成果。

四、韩国教会发展中与社会回应的经验该如何与台湾教会对照？

虽然四、五十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台湾与韩国在社会文化背景上有很多类似性，但两者教会的发展后来显然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固然有民族性或政治背景的塬因，但是可能更重要的是，两边教会在当时代所实践的神学观念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密切关係。

如前所述，韩国教会的发展因为在五十年前就引入成功神学，配合第一波灵恩运动中对方言与神蹟的强调，在那社会普遍贫穷的时期，带给人民生活上的盼望与怨恨心灵的慰藉，因而社会经济同步发展，互相拉抬，造成今日的局面(当然，民众神学也对民主政治环境促进有很大的贡献)。

反观当时台湾的教会，还因为国民党对台语教会的怀疑，而造成其与国语教会间的嫌隙。虽然国语教会在经济发展与政治立场上，与国民党的关係很类似韩国教会与其主要政党的关係，但是国语教会在传福音与牧养上，对社会普遍人民的现状并不熟悉(因为当时的国语教会几乎只服务少数从大陆来台的人士，对更广大的乡村平民百姓没有太多接触)，这使得基督徒人数的增加 十分有限，多是背景单一的中产阶级。

相较之下，台语长老教会因在城市发展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限制，而深入乡村山地，虽然在政治立场与神学上很类似韩国长老会的民众神学，也的确对台湾的民主化过程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解严以后，台语教会虽不再受打压，却须面对年青人迁移到都市工作而日益老年化的危机。(註十一)
 
进入到二十世纪末期，台韩两社会大量倚靠出口的经济发展都进入瓶颈，社会也都进入后现代时期。

此时的韩国教会，如上所述，则面临传统增长模式因为忽视社会公益而放任贫富差距扩大，让人民失去对教会的信任，被年轻人视为既得利益的代表，无法回应社会改革的唿求。现在需要反思公共神学的实践与信徒生命的教导时，又因为教会分裂问题而举步维艰(虽然并不否认个别的教会可能仍有大规模成长的表现。)

但台湾教会却是八十年代才引入灵恩运动，虽然使得部分教会復兴，但整体而言因为已经失去与社会环境配合而未显着增加信徒比例。同时间，因为教会对个人灵命 的强调也因此与社会政治更为脱节，难以发生具体的影响力。

此外，台湾社会近十年来因为经济发展停滞，特别是在318学运以后，年轻人对低薪工作与过往社会发展的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所累积的愤怒已整体爆发，使得整个社会瀰漫着对于经济成果重分配的期待。位于台湾社经较高端的台湾教会(特别是国语教会，註十二)，该如何有效的面对自己处在相对优势的社经地位的事实，并提出符合信仰塬则与公共利益的方向，将会决定台湾教会未来是否能回应社会以继续的成长，还是可能继续停滞或弱化。

五、总结：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虽然台韩两边教会的神学与发展经验很不相同，但都是与「教会在当时所强调的神学思想」并「教会如何回应当代的社会问题」有密切的关係：如果两者有正向相关，如韩国五十年前的情况，教会的增长(或甚至超自然的復兴)似乎是可以期待的(如果上帝许可的话)，但如果两者并未有确实的搭配，即便有过去丰厚属灵基业的韩国教会，也要面对世代转型的挑战。

因此此时的台湾教会不应盲目地跟随韩国教会的过往脚步或復兴的方式，因为整个时代与社会，已经与五十年前有很大的不同。台湾教会过往由于牧养神学上仍偏重个人灵命成长，对于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并不敏感，使得教会与社会发展越发脱节。

虽然福音的核心信息两千年来没有改变，但是歷代的教会也都是要回到自己的处境来祷告聆听，认真了解当代当地人民的需要，以回应上帝的带领。

虽然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提出具体的方法，但从以上对韩国教会发展的分析可看出至少以下叁个方向都是不可少的：

(1)继续效法韩国信徒信徒认真祷告寻求上帝施恩、灵命復兴并努力传扬上帝的福音。

(2)开始更加重视位居社会高端的基督徒的文化使命，以其专业背景与影响力为社会结构性的问题提出建设性看法，并从己身作起带领社会进行稳健的改革。

(3)教会内部要更合一，互相帮助来实践基督徒的社会价值观，但不可掩过饰非，以免得罪上帝与人民。

台湾教会若能在此社会动盪不安的时刻，倾听社会人心的需要，以信仰的力量作社会改革关键角色，弭平社会阶级与政治间的对立，也许会更预备好自己等待上帝恩典的来临，开出另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信仰復兴之路。

──写于韩国崔子实祈祷院(祷告山)

【备註】

註十：例如汝矣岛纯福音教会第二任的主任牧师李永勋，不但强调基督徒追求圣灵充满与说方言祷告等祝福，也比前任的赵镛基牧师更强调基督徒要活出圣灵的果子，并在生活并职场上有美好的见证。而赵镛基牧师在2008年煺休后，特别关怀生态与环保问题，并且因为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而成立「分享爱与幸福基金 会」去关怀弱势族群。赵镛基认为韩国教会过去五十年是「蒙福的五十年」，往后要走向「分享的五十年」，见《让圣灵完全浸透的人──赵镛基牧师的生平与神学 思想》(以斯拉，2012)。

註十一：关于台湾教会的简单歷史，可见李政隆着《台湾基督教会史》(天恩出版社)

註十二：根据中研院社会所伊庆春所所主编的《基督信仰在台湾》一书，台湾的基督徒比例虽仅约人口的5%，但平均所受教育的时间(即学歷)与平均收入都显着的高于其他宗教并一般社会大众。其中最主要的差距更显示在国语教会的基督徒上(台语长老教会学歷、年龄与收入的分布最接近社会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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